长篇报告文学《药道》连载
本帖最后由 华晖 于 2010-6-23 13:32 编辑各位网友好！
蒙三峡广论盟主如沙之邀，从今日起将拙作《药道》在此连载，敬请欣赏，欢迎拍砖。
-----------------------------------------------------------------------------------------长篇报告文学药 道 胡世全终点，还是新的起点？眼前的这个男人让我感概万千。中等偏上的个子，硬朗的身板，端正的五官，如果不是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头发，浸淫了他的面孔，可以说，这是一个帅气的男人。我和他坐在宜昌民康药厂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墙上，水迹斑斑。窗外，漏水的水管里不停地滴着水。稍远处的蓝球场上，几个孩子正在玩球。嘈杂的环境和他的带点宜昌味道的上海普通话混淆在一起，让我听得不太真切，迷惑中有些不真实的感觉陡生心头。令我的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和担忧。我说不清我不安的缘由，也弄不明白我究竟担忧什么。这个叫庄福荣的花甲老人，这个当过整整20年民康药厂厂长的上海男人，多次拒绝了我的采访。从春天到秋天，半年过去了，我已经接触了数十个民康药厂的老职工，采访了历任厂长和老总，已经理清了宜昌药业五十年走过的历史，当我再次打电话给他时，也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或者说他从其他老人那里知道了正在从事的工作，他才同意和我见面。有什么好谈的？厂子都卖了，全卖了，谈什么呢？见面后，他仍然重复在电话中对我说过多遍的这句话。是的，民康药厂卖给了新加坡商人，三峡药厂卖给了宜昌的房地产老板，宜昌药厂卖给了武汉人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宜昌制药行业全部卖出去了。用当今的话来说，全部改制完成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宜昌当局，平稳地实现了宜昌药业国有企业向私有化的转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或者说，是不是必须走到这一步呢？从总结历史的角度，也不能谈谈吗？老庄的眼睛一亮。这短暂的瞬间让我窥视到他波动不已的内心。他是有话想说的。说他实际上牢骚满腹也是准确的。可说了有什么用？厂子是人家的了，我们的工人每天只拿10块钱生活费。老庄的眼神暗淡下去。他开始了他的讲述。散漫而且没有头绪，看得出来，老庄心不在焉。是的，在他看来，过去的辉煌还能说吗？今天再来说昔时的旧事，对他而言，不是一种讽刺，一种嘲笑吗？这一天，是公元2005年8月22日。二十多天后，农历八月十五，公历9月18日。报上说，今年十五的月亮比十六圆。我驱车穿过隧洞，进入宜昌开发区后，抬头看见了月亮。天空浩渺，秋月清亮。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极少在中秋节这天看见月亮的。我带着一盒月饼，去宜昌精神病院看望一位叫费铿的八旬老人。五十年前，他听从共产党的召唤，把自己的一个药厂从上海内迁过来，加入了刚刚组建的宜昌民康药厂。八年前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我这个道地的宜昌人，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如果不是费老先生的儿子陪着我，我连精神病院在何处都不清楚。当工作人员打开铁门并反锁之后，我忽然感到恐惧。一大屋子的精神病人会不会对我这个外人来一次袭击？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直到离开病房，我才松了一口气。费老先生神志不清了。但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告诉我，每次来看父亲，都给他带点吃的。他最喜欢吃的是小桃园的包子，一次可以吃四个。今天是中秋节，费老先生吃的是月饼。他低着头，吃得十分专注。眼前的情景让人陡生疑虑。这就是昔日上海滩上那个阔少爷吗？是那个让所有民康的老人们都尊敬的费总工程师吗？吃过之后，他儿子问他，爸爸，民康药厂是谁的？费老先生没有抬头，但他的回答坚定，毫不含糊：是我的！ 本帖最后由 华晖 于 2010-6-23 13:36 编辑
第一章 公私合营宜昌民康药厂诞生记公私合营这个词，可以说是中国独创，是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公，是指共产党执政的政府，私，则是各类私营工商业。合营则有共同经营的意思。公私合营就是“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由企业外部深入到企业的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2页）在此之前，即立国之初，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共产党用代购代销，原料供货等方式曾经关照过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此为“外部合作”。所谓深入内部，也就是政府派人到合营企业中去当一把手。在合私营之前的1952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对机关干部而言，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向民族资本家，内容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在民间，出现了一个很通俗也很形象的说法，叫“打老虎”。对于各地那些实力比较大，在各自行业中影响也比较大的资本家，就当作“老虎”来打，一直把“老虎”打得趴在了地下，运动就胜利了，随之而来的公私合营也就好进行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先打后拉，打痛了再拉。 1、寻找“老虎”傅荣兴2005年新春伊始，在一次朋友的小型聚会中，时任宜昌市政协主席的李泉先生建议我写写宜昌人福科技的老总李杰。对于写个人我一般兴趣不大，但李泉是我的朋友而且他从没有对我提起过类似的要求，况且李杰也的确是个人物。于是，我就答应了。当时在场的李杰却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我没有在意李杰的表白，以为只是一种例行的谦虚。几天后，当我到李杰的办公室商定具体操作方案时，他认真地说，不要写我，要写就写个大东西，就写宜昌药业五十年的历史。李杰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历史情怀”。当时我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不断地给李杰说着做这件事的种种好处。有些免强的答应于是变成了十分爽快的约定。我很快意识到我将去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件事情在当今中国还没有人去做。宜昌的制药业起始于1954年公私合营宜昌民康药厂的成立。而代表私方的三家药号，分别是“兴盛祥”“怡安”和“义安顺”。寻访那三个资本家就成为我工作的题中之义。而在三个资本家中，唯一被批斗的人是兴盛祥的老板傅荣兴。按当时的话说，叫打老虎。付荣兴就是当年宜昌的一只大“老虎”。可这只昔日的老虎却已经去世，而他的后人，虽说大多还在宜昌，可我采访的所有老药工们都说不知道下落。这些工人们，和当年的老板同住一城却没有任何往来，应当归功于当年的“划清界限”。几个月后，一位傅姓朋友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说了正在进行的采访。他说，“兴盛祥”就是他们家族的，他的父亲和傅荣兴是亲叔伯兄弟。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他告诉了我傅荣兴一个孙女的工作单位，居然就在离我家不到100米的新民街里。我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傅荣兴的孙女。她听说我是写他们家族的历史，也就很高兴地提供了她后祖母家里的电话。并当场给她的后祖母通了电话。她的后祖母欢迎我去谈谈。在接下去的闲聊中，我问傅荣兴的孙女，知不知道她家的产业曾经在什么地方？她有些自豪地说，我当然知道，就在这里。坐在她对面的同事显然有些惊讶。我证实说，是的，在宜昌盛极一时的“兴盛祥”药号，就在新民街，具体说，是新民街40号。傅家的孙女下意识地环视一下周边，喃喃自语地说，听说当年的房产可以退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其实，傅家的房产主要是在南正街，两栋带天井的房子。南正街和新民街之间隔着一条献福路。从当年的药号到傅家的居所，步行不要五分钟。1958年，全国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时，傅家的房子被宜昌市房管局代为管理。当时的产权还属傅家，后来，到“四清”和文革前，产权归了当地政府的房管局。这种情况全国较为普遍，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术界把这种房子称为私租房。私租房的权属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件大事。仅北京一地，就有9万座私人的四合院被房管部门收走。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少市民走上了旷日持久的上访之路。于法于理，这些房产都应当归还给个人的。但我却不能对傅家的孙女说些什么。次日上午，我开车找到了汉宜村五组，依照傅荣兴遗孀在电话中的提示，找到了她的家。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老妇人。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和从容，看得出年轻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没有跟他享过福，我家里的出身是很好的。老人还没有忘记她老头子“资本家”的身份。说着“官话”，和我拉起了家常。傅荣兴的小老婆叫张兴富，万县人，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医生。正是父亲的这种职业，使得流落在万县的傅荣兴得以知道这户人家并看中了张家年青美貌的女儿。1940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宜昌。当年六月，宜昌沦陷。傅家的药号撤出宜昌，在恩施和万县开了新的药号。傅荣兴在万县开的药号叫“宝元堂”。1947年，已经42岁并且有了三个儿女的傅荣兴托人给张家说媒。当时，媒人说傅只有36岁，家中无妻。张家的宭迫和傅家的显荣形成强烈的对比。傅家的聘礼极重，民间说是10两黄金。张家应允了这门婚事。六人大轿，宾客盈门，婚事在当时的万县是极其张扬也极为风光的。张家很满意，张富兴自己也感到做女人的幸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虽说傅荣兴看起来比媒人说的36岁要显得老气，但身体好，为人也谦和，对张兴富总是轻言细语。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应当知足了。当张兴富怀上了付家的骨血，跟随傅荣兴回到宜昌后，才知道傅家还有一个大房，老公的大儿子比自己还大两岁。后来听人说，当年她在万县出嫁时，傅家的老大就在婚礼现场。不能说没有一丝遗憾，也不能说没有些许的失落，但事已至此，张兴富也只有认命了。好在傅荣兴没有让自己的小老婆吃亏受气。好日子只过了六年。公私合营后，傅荣兴到厂里仓库当保管，每月28元收入。当时，傅的大老婆住到武汉去了，分开了但没有离婚，形式上还是一家人。傅荣兴就把自己的28元工资，分成两份，交给自己的两个老婆，至于两个老婆如何用这点钱养家糊口，他就不操心了。用张兴富的语来说，她家的老头子万事不着急，油瓶子倒了都不会伸手去扶一下的。可家里的“油瓶”是不能倒的，一家大小六张嘴，要吃，要喝，要活命。张兴富申请到厂里做临时工，打草耙，包装药瓶，有点收入。南正街的房子每月有20元的房租进帐，加上一个季度可以从厂里分到20元的定息，这些加起来，勉强可以维持一家六口（当时张兴富已生了四个孩子）人的生活了。不论是挨斗还是受气，不论是富日子还是穷日子，傅荣兴的生命力总是那么旺盛。张兴富一连给付荣兴生了七个子女，除了前两个，后面的五个都是在傅荣兴受苦受穷的日子里生的。连他在被当做“老虎”之际，也没有忘了耕耘播种。此人的胸襟和气度，实在不可小视。可这也就更苦了张兴富。从26岁到65岁，差不多四十年里，她不停地在外面找事做。搓绳子，织网子，修下水道，只要是能挣到钱的事，她都做。一家九口人，要吃要活，她不做能行吗？聊天的时间长了，老人对我的“警惕性”也就放松了。当我问到她，傅荣兴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她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人。从来不打孩子，我有时烦了打小孩时，他总是拦着我。所以，儿女们都喜欢他。”这是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傅荣兴，那么，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傅荣兴，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回到50年前。 插队
~~~~~~~~~~~~ 这个小说好，持续关注中~~~ 继续期待·········· 2、养虎与打虎
50多年前，共产党经过三年多的内战，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立国之初，政局不稳，财政经济极为困难。共产党继承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长期的战乱，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1949年与国民党统治的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工业总产值下降50%。194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赤字占2/3。执政党为了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增发钞票。人民币发行额，如果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50年2月猛增270倍。其结果，一方面解决了当时的急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造成市场物价的上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首先是粮食上涨，然后是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物价的多次大波动，给人民生活和各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3、24页）
“据统计，当时有14个城市2954家工厂关门， 16个城市的9347家商店歇业，29个城市的160万工人失业，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出走香港。暂时的困难使资本家普遍产生恐慌心理，甚至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不少人抱着企业迟早要归公的消极情绪，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说：‘看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这就使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9页）
刚刚建国的共产党是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共产党极需要稳定全国大小资本家的情绪。共产党给予私营工商业者们许多帮助。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对私营商业在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调整劳资关系，以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不再简单地站在工人一边。
1951年和1950相比，私营工商业户增加了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了39%，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家所得的利润也超过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
共产党渡过了执政初期最为困难的三年。
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是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相符的。于是，由一定程度的扶持变为打击。这种政策的改变完全在于共产党自己的需要。对于将要进行的“五反”，1952年1月初，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中批示说，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
调子定了，各地的打虎运动于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今的学者们对当年运动各持一词。官方的史家认为，三反五反为巩固新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各种版本的经济史，当代史反复唱着同一个调子。另一种否定的声音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学者杨小凯认为，共产党主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1950-1953年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先例。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 3/4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Riskin, 1987)。.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
学者们重在对事件的说理和分析，重在宏观把握。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命，是历史的细节。 3、 话说兴盛祥
宜昌地处川鄂咽喉，上控巴渝，下接荆襄，是长江黄金水道上重要的中转码头。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宜昌的城市特色。自中英烟台条约开埠以来，宜昌就成为了长江中上游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
上世纪初年，一个叫傅喜诚的江西农民被他的老板委派到宜昌，负责药材船上的“中转”工作。这个决定与傅喜诚本人的勤劳肯干有关，但也有老板个人喜好的偶然因素。在湖南湘潭“德厚长”药号，勤劳肯干的人不只有傅喜诚一个人，他被选中作为药号的代表独挡一面，也算是他和他的老扳有缘，或者说他的命中注定会成就一番事业。
1909年，傅喜诚跟随邻村经商的长辈，离开了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黄土岗丁皮村，到了湖南湘潭“德厚长”药号当搬运工。当时，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他今后会成为宜昌药界的头号人物，他离开江西时，他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宜昌城。他想到的只是谋生，只是能生存下去。能挣几个钱养活家乡的老人，然后是聚妻生子，传宗接代。
在十多个搬运工中，傅喜诚的扎实，勤劳，待人和善，以及魁梧的身材都令他引人注目。老板先派他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坐庄”购运药材，相当于后来的办事处主任一类的角色。这是试用，几年下来，傅喜诚干得很好。老板于是委以重任，民国初年，外派到宜昌码头中药材集散地，当了一方的诸侯。
事情多了，责任重了，傅喜诚更加小心谨慎，十余年下来，傅喜诚除了经营湖南老板的药材中转外，又先后代理了十多家其他老板的中转业务。每年的业务量达到4000多件，所收入的水脚费（运费）及回扣费也颇为丰厚。此时的傅喜诚，滋生了一个男人应有的野心和抱负。总不能一辈子当包工头吧，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吧。
1921年，傅喜诚在宜昌东岳庙街（现大南门）开办了“傅济春”药店，十年后，开办了“兴盛祥”。同时，先后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到相关的药号去学徒。至1939年，离家三十年后，傅喜诚终于坐上了宜昌药材老大的交椅。他的五个儿子都已学成归来。他将在宜昌和巴东等地开设的傅济春东号，南号，内地会号及兴盛祥等七处店铺和五处房产，总计有七万多银元的资产，分交给五个儿子经营管理。
大儿子傅荣兴，经营兴盛祥。
傅家在长达十八年的药店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理念。在饮用药料的加工炮制方面，选料极为严格，完全选用无虫伤，无霉变的优质药材，质量第一，不计原料的成本和利润的微小。依品种不同，采取洗，浸，润，切，晒，炙，炒等传统的古老的炮制方法，使片料的厚薄均匀，色鲜，气香。片料在配方发药时，必用印有该店名及原药材的品名、图形及药性说明的纸各味分包。出店前需经掌柜人复核无误后，各小包再汇成一大包，并加上筛孔滤药器和盖有店章的买药处方，才能交给买药人。每店都派有专人值班，给夜间的急病患者送药或配发药方。店员和学徒徜有失职、误事或工作不耐烦，或失礼得罪顾客者，轻者警示，重则除名，不论亲疏，概莫能外。
正因兴盛祥管理有方，以人为本，故而在宜昌城里，有口皆碑。
鄂西山区土产药材资源丰富，兴盛祥派店员到资丘、巴东、兴山等地设立庄号，收购、加工、运出各种药材到宜昌本号听用，并利用该号在药材代理转运期间，与各地的乡友药材号挂钩，互通药市行情、时价等信息，便于与川、鄂、湘、两广，江淮及上海等地药号形成购运销一条龙的势头。由此，仅巴东、宜昌两地兴盛祥药号在1931年以后的七年中，即获得了纯利计银元10余万元，在当时的鄂西国药业中，称得上资金雄厚，举足轻重。
雄心勃勃的傅喜诚，指挥着自己的五个儿子，要将生意做到武汉，做到江西老家，要在中国的国药市场上，成为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他老了，但他有五个儿子有几十个孙子，傅家的未来，傅家的前程是不可估量的。想想自己从一个农民奋斗到万贯家财，傅喜诚有的是成功的喜悦和对于未来的无穷期待。
如果不是那场让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战争，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打到了宜昌，兴盛祥的生意，将会蒸蒸日上，那个江西农民的梦想，也会成为一种现实。
日本鬼子的炸弹无情地轰毁了傅家人的梦想。
抗战初期，宜昌两处傅济春药店及巴东县城的傅兴盛药店均遭敌机轰炸，仅宜昌二马路傅济春药店幸存。由于武汉沦陷，致使宜昌人口猛增，药市兴盛，傅家药店也随之兴隆。虽然损失了两个店面，但收入并无大的减少。
1940年，日军逼近宜昌，兴盛祥药号的业务移到以巴东县城为中心。傅喜诚和大儿子傅荣兴连同家属及部分店员到四川万县开设“保元堂”药号，主要是长途贩销药材。二儿子傅忠兴由于湘潭沦陷，转到津市设立药庄。四儿子傅联兴在秭归，小儿子傅义兴在重庆各自都有自己的药庄。傅喜诚还派人到鄂省老河口及河南的“药都”禹县开设药庄。时局混乱，但傅家的药店生意却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反，因战乱，人们的用药量猛增，傅家用鄂西本地的药材分运南北及西部，再换回这几处的药材来鄂西销售。业务因之繁忙，傅家的生意再度中兴。可好景不长，时局动荡，物价波动太大，药材好卖而不好买。时常是有价无市。好在傅家人缘广，信息灵通，加之水陆交通便利，并能精打细算，经营有方，故而在动荡中求得了平稳，整个抗战期间，傅家的生意虽没有太大的进展，却也没有萎缩。
1946年春，兴盛祥药号在万县的两药店交给了傅荣兴之子傅仁和接手经营。傅仁和时年22岁，是傅家第三代中的长子。傅喜诚及长子傅荣兴等人回到宜昌，在二马路恢复了傅济春药店。同年10月，在二架牌坊（今新民街）接买了“元昌药材号”全部的药材、药柜、药栈后，仍挂牌“兴盛祥”，开业庆典时鞭炮轰鸣，贺者如云，让古老的街道着实热闹了一回。
此时的兴盛祥，已有员工28人。业务为国药批零兼营。多年的积累，兴盛祥有了别家药店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它直接从各地庄号和鄂西山区购进药材，批发价比较低廉，加之拆抖干净，发货迅速，在宜昌国药界，生意最为兴隆。同时，利用电讯和各地庄号联系，兼营桐油、红糖，榨菜等买卖。
二子傅忠兴在长沙合股开“永记药材号”。
三子傅道兴经营汉口的兴盛祥，兼营桐油，生漆，购销业务兴旺，且在汉正街购房产多处，并增设上海，广州，香港，常德，涪陵等地庄号，大有将生意扩充到全国之意，一时享有“药材大王”，“桐油大王”的美誉。
各地兴盛祥号、庄，从抗战胜利后到共产党建国前的四年中，面对货币贬值，物价恶性膨胀带来的巨大冲击，曾采取“购销连锁”、“手不空货”及每夜互通电话通告情况等措施，有效地避免了灾难，生意做得灵活，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能立于不败之地，实属不易。傅家人之精明，是适合商海搏弈的。
1948年4月份，兴盛祥药号的7只木船在汉江和长江的交界口遭遇巨风恶浪而全部翻沉，船上的桐油，药材，杂货等全部损失，傅家受到经商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好在药货积底尚厚，难中又得友人支助，药业等项才能续营。
1949年5月，共产党占领汉口。在共产党建国的头三年中，汉口的兴盛祥药号进出口药材及生漆，为国家创收外汇400万元。至五十年代中期，将财、货、房产及店员交武汉市土产分公司接理。公私合了营。
宜昌的兴盛祥药号，在共产党建国后的头三年里，在药贸兼代理中转货物的营业中，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在1952年和1953年，即获得利润1亿多人民币（旧币，折合新人民币制万余元）。按当时的物价折算，兴盛祥一年的利润，可以供100个人生活一年。在当时宜昌，也算是一个大商家了。
宜昌兴盛祥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通过劳资双方的团结合作，勤俭办店，勤查货，勤进货；邮局征询外地中小药店牌名与地址，然后自行油印寄给变价药材行情的资料；备齐冷门药材，增设自制的丸、散、丹药等批发，并将营业时间增加到每天15个小时，故能使流转资金少于别家，而营业额，利润却反比别的药号为多。
兴盛祥及怡安和义安顺等药号沿袭当时商家通用的办法，凡本店员工，日常生活全由老板供给，工钱另付。当年的老药工涂福保，王学武，付世发等人回忆说，兴盛祥每天吃饭时都开四桌（严格说是三桌半，厨师和帮工一桌只有四人），老板和员工同吃。餐餐有晕，伙食好得很。每个员工每月可到指定的澡堂里洗四次澡，到指定的理发店理二次发，全由老板买单。抽烟也是不要钱的，烟就放在店里的桌上，主要是用于召待顾客的，员工们也可以抽。王学武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香烟是“公庆”牌的，那种五十支一包的低档烟。
员工的工资以米来计算，按当时的米价折算成钱发给各人。学徒，师傅，帐房，依各自不同的级别每月有一斗米到三担米不等。一个熟练的药工，一个人在药店工作，可以养活全家五口人，且日子还过得比较滋润。1950年，宜昌药业工会成立后，工会出面找傅老板谈判，要求增加员工的工资。傅老板同意了工会的要求，兴盛祥员工的工资最低收入都是每月52元。以药工张文彬为例。解放前他每月是二担二斗米，加工资后每月52元，另外每月分两次红，一次都在15块左右（以当时宜昌的生活水平，10块钱一个人过一个月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张的日子过得不错且家有余钱。他回忆说，民康成立后，1954年国家发“胜利公债”，全厂2000块的任务，他一个人就买了300块。公私合营后，他是五级工每月有52块的工资，可厂里再也不管他的吃喝了，他抽了17年不要钱的烟，现在也得自己买烟抽了。他的生活一下子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一家五口，日子紧了，不仅没了存钱，而且还把老本也贴进去用了。至今回忆起来，他还是说老板好，跟老板干时，生活过得好。他是个老党员，如果在二十年前，他不会这么说的。 征求下网友们的意见，连载是每天发两节还是发多点？ 回复 9# 华晖
少了意犹未尽,多了来不及消化.还是就便华先生吧 前几年，一本《商道》让我比较痴迷。如今，身边的《药道》不知道有怎样的惊喜，很期待！！ 先顶后看 回复 9# 华晖
本人喜欢一次性看完。{:8_328:} 老师：最好一天发四节。 4、怡安和义安顺
和兴盛祥同组民康药厂的，还有“怡安”和“义安顺”两家药号，而其中股本最大的是“怡安药材批发号”。
“怡安药号”的老板为张体民，又名张业星，江西清江人，13岁时跟随族人到四川巫溪县（今属重庆市）“大宁场中药材行”当学徒，从底层干起，当过药工、伙计、帐房、业务总管。由于勤奋好学、刻苦耐劳，他很快具有了熟练的专业技术和经营之道，加上待人诚实和善，以及高大的身材，使他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1920年左右，张体民被药材行选中作为业务代表，先后辗转于成都、重庆、万县、巴东等地，最后定格在宜昌，“坐庄”购运药材，并代理了多家其他老板的中转业务，收入颇为丰厚。此时的张体民，已娶巫溪当地家境富裕的刘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家资殷实，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不甘久居人下的他，萌生了自己开店当老板的强烈愿望。
1930年，张体民与关亮怀、沈子良、丁建屏在宜昌合股开办了“宜安药号”，专营中药材批发，原址在宜昌城区鼓楼街面江右手处（现宜昌市西陵一路三峡建行处）。四人均为江西清江人，并且张体民与关亮怀的妻子、沈子良均为姑舅表亲。开办之初，药号资本分为十六股，关沈二人共占十二股，张丁二人各占二股。因关怀亮多病，而沈子良又为中药材业的全外行，属一书生，只知呤诗写字（解放前后均为武汉知名诗人与书法家），且在武汉也投资办有中药材号，故委任张体民为经理，全权在宜昌筹办与经营宜安药号。1932年，关怀亮病重回故乡，不久在江西病故，药号改组为其余三人合股，沈占八股，张占六股，丁占二股，仍以张体民为经理，与丁建屏联手全权经营。
张体民在经营宜安药号时，其经营之道中，有几点典型的事例是值得一提的：
首先是店规严肃。他规定，包括经理本身在内一是不准吸毒，二是不准嫖娼，三是不准赌博。并且以身示范，带头执行。他认为，不吸毒是洁身自爱之根本，是遵守祖训之一。即当经理，若带头嫖娼，则产生偷盗之源。多年来帮工，辛苦集聚之血本，长年美梦当老板将会废于一旦。在此方面，不仅在本药号内，并且也常为同行业与其他行业所尊崇赞誉，亦系为招徕朋友与业务之又一途径。
二是坚定执行“价真货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他不仅将此八字制成匾额悬挂于药号中，还在各种药材的包装上均印上这八字。在药材的制作中，从选料、配制到成药、包装直到销售等整个过程，强调质量第一，要求极为严格，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受人赞誉为“道地药材”。有一次，药号从外地运一只梅花鹿回宜，不幸死亡，是否还能用于制药，有些人尚有异议。而张体民的态度却十分鲜明，他请来乐队，抬着死鹿在街巷中游行后将其销毁，表明了药号执行上述八字的决心，这成为宜昌城内相当长的时间里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甚至外地许多同行都知晓。
三是注重运用先进的营销理念和手段。当年的宜昌城，在中药材行业经营中，其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仅在鼓楼街宜安药号的对面，就有“德懋隆”等几家名牌中药材大药号。为此，张体民采用了“坚持树立宜安药材品牌，改观宜昌名牌大药号”的策略，他改良药材包装，使价真货实的药材配以精美的包装；加大广告宣传，扩大药号的知名度；广泛结交商界知名人士，代为号召推广促销；装璜药店门面摆设，显示大药店之风度。这样做当然要花费资金，使得其他股东乃至一些员工都有异议，而张体民却坚信此举的效应，以后的事证实了他思路的正确性。几年下来，宜安药号的业务范围，除已经取到宜昌地区最高至第一位外，还争取到下至武汉、沙市等城市，上至四川万县，包括奉节巫山等城市的部分中药材业务转向宜昌与该药号挂勾，向宜昌采购而远近扬名，使该药号成为当时中药材行业之新秀，又为宜昌历史上有名气的中药材经营者之魁首。
正当宜安药号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军进而逼近宜昌，宜昌商界纷纷向后方转移。1939年下半年，宜安药号解散，三位股东资产分家。在分家之时，张体民却做了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即用分得的现银购买了位于宜昌鼓楼街宜安药号对面的德懋隆中药材大药号的房地产。
德懋隆的老板张荣生，江西清江人，与张体民为同族中人。其药号曾资本雄厚，为宜昌之名牌大药号，批发中药材，仅其店铺占地就近五亩地之大，并有三层楼房的临街营业大厅。但宜安药号兴起之时，正系德懋隆中落之始，其老板张荣生主要败于二事：一是抽鸦片、吸毒不管正事，任其管事亦姓张者当家，管理混乱，偷盗常出，更本人带头拿钱不记帐，其他人则混水摸鱼；二是妾多无妻，仅宜昌就有七个，众妾争相浪费，挪用资本，偷盗货物，甚至拐带高级药材外逃。至1939年时，张荣生已无力继续经营，便准备出卖店铺逃难。
此时正值宜昌沦陷在即，谁也不愿意用现银去购房产。张荣生找到了张体民，求其务必帮忙。张体民为人的义气和大度早在同行中享有不错的名声，危难之际同族人的央求决不会置之不顾，加之当时房产作价比较低，张体民也有赌一把的意思，于是便不顾众人的反对，毅然成交。战难时张体民的运气不坏，日本人对宜昌进行过狂轰滥炸，原益安药号就被夷为平地，而他的房产却完好无损，这为他以后兴办怡安药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同行们为他的远见卓识大为佩服，张本人在得意之际也免不了滋生出几许高傲和自赏，这是后话。
宜安药号解散后，张体民与丁建屏合伙，先是在宜昌三斗坪开设药号，生意尚是红火。但随着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对抗战前线石牌及其周边的狂轰滥炸，药店无法经营，两人只得再退至四川万县，在临近船码头的繁华处二马路开设“益安药号”，批零兼营，贩销药材。张为大老板，丁为二老板，抗战时期，万县人口猛增，人们的用药量也猛增，加之张体民的药材生意起家就在川东，人缘娴熟，渠道畅通，很快使自己的药店在万县小有名气。虽然生意不及原在宜昌的大，但也可称繁忙，业务得以延续，并且也圆了张体民自己当第一老板的梦。
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宜昌也得以光复。张体民在得知自己的宜昌房产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便在万县委托卢某为经理，继续经营“益安药号”。而自己则抽带资金，邀请丁建屏于1945年10同返宜昌，开始筹办“怡安药材批发号”，专营中药材批发。1946年1月药材号开张营业，成为宜昌城光复后首家开业的最大药号。开业庆典时，贺者如云，热闹非凡，成为当时宜昌城家喻户晓的最大盛典。
此时的怡安药号，包括房地产在内已拥有资本近10亿元之多，股本分为16股，绝大部分为张体民所有，而丁建屏原来投入的资本仅占一股。张体民为了力邀业务熟练的丁建屏合伙，自愿送给丁两股红股，即对丁按总股本3/16分红。经过近40年的磨难，张体民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药号，从一个小帮工发展成为当时鄂西中药材业中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圆了多年的自己开店当老板的梦。他在经营中继续采用自己在宜安药号的营销理念和手段，同时更加注重善待员工。自己也是帮工出身，深感生活之艰辛，创业成功之中，多得员工的鼎力相助，劳资合作，精诚团结。除了如前所述沿袭当时商家通用的办法，即员工的日常生活由老板供给，工钱另付外，还另给员工补贴，逢年过节必有红包。
1949年初，许多工商业者将产业转移国外或港澳台。此时，有一在全国经营中药材业的江西帮中号称药王的大商人，因赏识张体民的经营之道，登门拜访，要求张与他共同移资到香港合股经办药号，由张任经理全权经营。张体民经过一番权衡，一是认为对方的资本大大超过自己，这样就会又是寄人篱下，多年来刚刚实现的自己开店当老板的梦想又会失去；二是认为今后不论是谁统治中国，都同样需要经商之人去发展经济，而当时对共产党保护民族资本家和私人财产的政策也时有耳闻，于是便婉言推辞了对方的邀请。
1949年7月，共产党占领宜昌。随即怡安药号也建立了店员工会。尔后的三年里，在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下，经过劳资双方的团结合作，怡安药号的经营也的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年的红利以2亿多元到4亿多元逐年递增。最后其资产，包括房地产已达到近20亿元。与此同时，万县的益安药号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此时的张体民，再次为自己远见卓识，即不去香港而选择留在国内而自赏。
怡安的经营范围和方法与兴盛祥大同小异，在建国初期宜昌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市场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参与民康合营后，该店所在地既是民康的批发地，也是公私合营民康制药厂由“商转工”的基地。当时有雇员17人，店职员和学徒都是江西清江县人，大都是凭亲友关系介绍入店的。
义安顺药材批发号，是原宜安的股东沈义良、沈子良兄弟会同原在宜都县开设“同顺药店”的聂堃玉老板，于1947年在宜昌学院街10号合资开设的。其资本为四股，其中沈义良两股，沈子良和聂玉堃各一股。委托聂玉堃为经理，负责药号的经营。其方法和手段与上两家药号相仿。此三家药号之所以能在宜昌名列前茅，与其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商家成功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顾客是上帝”这句真言。
义安顺至参加民康联营时，实有资金3.69亿元，有雇员15人，主要的店员和学徒也都是是清江县人。 5、店员王学武
宜昌药业的的老职工们对我说，你要写宜昌药业五十年的历史，有几个人你是不能不写的。他们对我说了王学武，庄福荣，王才常，李杰等等。其他的人还不到出场的时候，我们暂且依时间的顺序，让他们一个个亮相好了。
先说店员时期的王学武。
王学武的祖籍是江西人，这是他能够进兴盛祥的最为基本的条件，宜昌城内大些的药号，都是江西人开的，而且他们的行规中有一条，那就是店里只能用江西人。为什么江西人开药号的多？这就要追索到明清之际了。六百年前，一场大的瘟疫曾在江西蔓延，江西人不少移民到了湖广，生死的考验让他们意识到药材的重要。世代相传，江西清江，樟树等县的人，和药材打交道的就特别多。当然，王学武能进兴盛祥，除了他是江西人外，更为重要的是，王的外祖母家和傅荣兴有比较特殊的关系。
王学武的外婆家也是在宜昌开药号的，号名“同泰和”。在三十年代的宜昌，也是一家叫得响的店铺。王的父亲曾是同泰和的学徒，老板看中了他收他做了女婿，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具体情况就不必细说了。都是江西人，也都是做药材生意的，同泰和的老板聂公和兴盛祥的傅公自然也就认得，不仅认得，而且走得也比较近。聂公的女儿，也就是王学武的母亲，她叫傅荣兴大哥，正是依了这层关系，由外祖母“担保”，王学武不仅进了兴盛祥，而且很得傅荣兴的信任。
本来，王学武是用不着到兴盛祥去打工的，毕竟，他自己也是药店老板的后裔。王的祖父在都江堰替一家药号收购药材，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主任。当时的风俗，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有了几个钱的王老先生在都江堰娶了二房。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王的父母也寄居在祖父家中。后祖母对前妻的儿子不好，这又是一个老掉了牙的故事。王学武的父母在都江堰呆不下去了，只有转而去投靠岳丈。此时的聂公也避难在奉节。本来，聂公的生意不错，但他好一口鸦片，这玩意儿是沾不得的。沾了，你就是有万贯家财，到头来也只能是人财两空。日本人打来了，《同泰和》顺势关了门，聂公一家逃难到了奉节。
1942年，王学武的外公客死奉节，办完了外祖父的丧事，王学武的父亲在江西老乡的帮助下，也开始独立做生意。他在宜昌的三斗坪进了一船货，准备运回四川。在装船时，王学武的父亲嫌船不干净，就换了一条船。这样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当天就不能起航了。在等待起锚的那晚，王学武的父亲心情激动得不能入睡，头一趟生意就做得如此顺利，看来，王家是有希望的。
次日，日本人的飞机对三斗坪大肆轰炸，王学武的父亲和一船货全部沉入了江底。那年，王学武只有10岁。
父亲的死改变了王学武一生的命运。如果王家的生意做好了，做大了，王学武继承了家业，后来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决定的。
1945年，抗战胜利，王学武随外祖母和姨父一起回到了宜昌。外祖母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炸掉了，王学武和外祖母只有寄居在姨父家。姨父是卖书的，王学武就在书店里打杂，那年，他13岁。
三个月后，在外祖母的“保荐”下，王学武进了兴盛祥。
13岁的学徒，只能打杂，那就是扫地，买菜，工资是一斗米。王学武好学，晚上习字，跟师父们认药材。一年后，王学武上了柜台，跟先生们学抓药。他没有到仓库下力而直接去学技术，这主要是沾了他外祖母的光。
1949年前，王学武在兴盛祥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除了站柜台，王学武每月都要在外收帐几天，和现银打交道，不是亲信，老板是不会放心的。所以，当年的药工们，都以为王学武是傅荣兴的干儿子。很多人都这么说，我问了王学武本人，他说，没得这个事。不过，傅老板很信任他，这是事实。王学武本人干事也是十分认真的，对老板，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现金往返，从未出过差错。
王学武个人的待遇，除了老板管吃喝外，每月还有4斗米（60斤）的收入。这于一个17岁的青年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1949年7月中旬，宜昌城里城外枪炮声大作，共产党攻城部队的大炮震得兴盛祥药号的墙壁都在抖动。王学武情急之下，躲在一只大药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开门一看，屋外的地上，睡满了军人。
17岁的王学武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一种新的历史场景让这个敏感的年青人依希看见了一种新的生活。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呢？